王安石变法对北宋学术的影响？

1. 王安石变法对北宋学术的影响？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针对北宋当时“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而掀起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王安石以“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为原则，从理财入手，颁布了“农田水利法”、均输法、青苗法、免役法（又称募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并推行保甲法和将兵法以强兵。变法取得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但它最终以失败而告终，王安石的缺陷和变法中的种种弊端是主要原因。


北宋
　　元佑元年（1086年），王安石去世，司马光曾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方今……不幸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朝廷宜加厚礼，以振浮薄之风。”。司马光对王安石的道德文章进行了肯定，而对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进行了全盘否定。
　　北宋时期，其反对派就以修史的方法进行批评，朱熹多次批评王安石及其后学：“学术不正”，“坏了读书人”，但是朱熹对王安石个人是给予了相当肯定的。
南宋至晚清
　　王安石本以「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锐行变法，但因性格、运气、旧党及富豪反对和用人不当，导致变法失败，其人亦被旧党标上「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所促成的党争更加速了北宋亡国。宋高宗为开脱父兄的历史罪责，以靖康元年以来士大夫们的议论，把“国事失图”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绍兴四年五月宋高宗诏命重修《神宗实录》以否定王安石变法为基调，这一定谳对于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王安石作为北宋亡国元凶的论调，经宋国史至元人修《宋史》所承袭，成为封建时代官方定论。
　　南宋以后，王安石变法总体上是被否定的，但对王安石的部分新法措施则有不同程度的肯定看法。在诸新法措施中，尤以科举改革、免役法、保甲法、保马法得到较多的肯定。
　　持肯定者在南宋有陆九渊，元朝有吴澄、虞集，明朝有陈汝錡、章衮，入清后有颜元、李绂、蔡上翔、杨希闵、龚自珍、陆心源等。王夫之认为王安石的“三不足”之说是“祸天下而得罪于名教”。如蔡上翔以为“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南渡以后，元佑诸贤之子孙，及苏程之门人故吏，发愤于党禁之祸，以攻蔡京为未足，乃以败乱之由，推原于荆公，皆妄说也。其实徽钦之祸，由于蔡京。蔡京之用，由于温公。而龟山之用，又由于蔡京，波澜相推，全与荆公无涉。”
　　他们给王安石以高度评价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他们大都是江西临川人，对王安石的褒扬，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尊重和敬仰“乡贤”优良传统的一种表现；其二，颜元、龚自珍肯定王安石及其变法，与他们和王安石有着相近的思想理路分不开。
　　南宋至晚清最具代表性的批判意见有三点：
　　一是认为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最终导致北宋亡国。这个观点定于南宋初期的《神宗实录》，后经宋国史至元朝人修《宋史》所承袭，成为元明清时期的官方定论，不仅为史家所认同，而且被社会普遍接受。
　　二是对荆公新学进行了严厉抨击。荆公新学是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自宋理宗取缔王安石配享孔庙后，荆公新学所遭受的抨击之严厉，要远甚于对新法措施的否定。南宋理学家对荆公新学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斥荆公新学为异端邪说“于学不正”、“杂糅佛道”或“学本出于形名度数”，二是把新学作为变乱祖宗法度而致北宋亡国的理论依据，予以无情打击。由于理学在元明清被定为一尊的统治思想，“是当时思想的主流”，荆公新学作为异端邪说遂成不易之论。
　　三是把王安石的诸项新法称为聚敛之术“聚敛害民”。把王安石的理财思想视作兴利之道“剥民兴利”，是北宋熙宁、元佑时反变法派批评新法的主要观点，自南宋至晚清仍是绝大多数史家和思想家评议王安石新法的基本观点之一。
20世纪上半叶的评价
　　为王安石及其变法彻底翻案
　　梁启超《王荆公》是20世纪评议王安石及其新法影响最为持久的著作。《王荆公》为王安石及其变法彻底翻案。梁启超称王安石“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他把青苗法和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把免役法视作“与今世各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还认为保甲法“与今世所谓警察者正相类。”一言以蔽之，梁启超用社会主义学说类比王安石新法措施，把王安石称为社会主义学说的先行者，胡适之先生亦持有相类的观点。其后研究者虽然已涉及到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方方面面，但梁启超的肯定性评价为大多数人所尊奉，而成为20世纪前半叶的主流观点。1949年以来的评价：肯定说、否定说和不完全肯定说
　　一、对王安石及其变法亦做出了全面的肯定。最早运用唯物史观研究王安石变法并产生较大影响的学者，当推邓广铭先生和他的门人漆侠先生。他们在肯定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性质上与20世纪前半叶的肯定又不尽相同。其特点是：一是注重强调王安石变法的思想性和阶级性，即把王安石变法置于宋代特定的封建时代的历史环境中。指出王安石变法是地主阶级的一个改革运动，王安石的新法代表着地主阶级的利益，尤以持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利益的学者较多，王安石在政治哲学思想上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二是对王安石变法的效果基本持肯定态度，即王安石变法在实现其富国强兵，加强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同时，还推动了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历史的前进。三是对司马光及其反对派的否定，认为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的政治运动阻碍了历史的前进。这是对自南宋初以来是司马光而非王安石的传统观点的彻底否定，也与梁启超以来的评价有所不同，梁启超对王安石变法的翻案并未否定司马光。四是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原因一般归结为保守势力的强大、变法派内部的分裂以及宋神宗的动摇和过早的去世。
　　二、文革中王安石被作为法家的杰出代表，把其变法看作是儒法斗争的典型事例而遭批判和否定。在1973—1976年10月发表文章150多篇。文章作者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四人帮”的宣传班子，专门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舆论，藉此攻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炮制的文章虽然不多，但分量甚重，犹如重磅炸弹，一时影响极大。罗思鼎《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论战的演变———读[王荆公年谱考略]》。二是工厂、学校和部队的理论小组和学习小组撰写的文章，都根据“四人帮”的调子，上纲上线，无学术意义可言。三是一些专家、学者经受不住强大的政治压力，违心地跟着撰写了一些著作和文章。1977—1979年学界发表了二三十篇文章批判和矫正“四人帮”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扭曲，并力图澄清一些基本史实，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三、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界出现三种意见：肯定说、否定说和不完全肯定说。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发表了王曾瑜先生的《王安石变法简论》，世界无产阶级的导师列宁曾经教导说：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对王安石变法的再评价随之而热烈地展开。肯定说基本承接了五六十年代以来的肯定性意见。否定说又有两种不尽相同的意见，第一种是对五六十年代肯定观点的全盘否定：王安石不应算作中小地主的政治代表，王安石变法的客观效果是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阻碍了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变法期间阶级矛盾依然尖锐，一句话王安石“富国有术，强兵无方”，应予以基本否定。另一种否定意见是以全盘否定王安石，全面肯定司马光，亦即“尊马抑王”为其特色的。不完全肯定说，一方面充分肯定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的一次重要改革活动，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变法期间生产有所发展，财政状况好转，基本上达到了富国的目的。另一方面亦指出新法在实施过程中给劳动人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增加了新的负担。对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发展的关系，也是既承认它对商业活动的发展有不良影响，又肯定它还有对商品经济发展起积极影响的一面。
国外
　　20世纪俄国共产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列宁称赞王安石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王安石的多项改革，涉及将当时的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商业，以及数目字管理，但不见容於当时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关技术能力而无法取得成功。按黄仁宇先生的说法是他可以把中国历史一口气提前1000年。因为变革是对以往的体制或法律的部分否定。最初是少数敏感的发现者觉察到了原有制度中不合理的地方，通过努力，更多人有了变革要求，这种要求不只是给朝廷方面造成必要压力促其革新，也提示朝廷顺应多数人的要求来进行改革。王安石的变革思想，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后所有的改革家的思想，是人类思想反抗的文明成果，正是这些成果，使人类有了摆脱野蛮统治的可能和方向。
　　启示
　　史学界、学术理论界对王安石及其变法时间褒贬不一。梁启超则给予了王安石及其新法以全新的评价:“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唯公庶足以当之矣。”他对王安石的道德情操、学术修养和政治抱负给予了全面的高度肯定。
　　事实上，在梁启超的时代，中国已有一部分先知先觉者已经醒来，于是，王安石就被发掘成变法革新者的精神偶像。
　　那么，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是什么?抛开深刻的社会制度根源，重要的一条是在执行过程中的扭曲，被异化为官员鱼肉百姓的“正当”手段，缺乏有效的监督保障。比如，实行青苗法，政府规定利率为20%，官员擅自提到30%，结果新法实行之后连年自然灾害，官员逼债，农户纷纷破产，连富户也无法幸免；政府要平抑物价、抑制私商，官员就用更坏的官商代替私商，市场、货源、价格被政府高度垄断，百姓被盘剥更严重。虽然变法增加了财政收入，但以民穷为基础的国富却难以持续，社会怨声载道，民不聊生。
　　我发现历史上很多次变法失败的原因当中，都有一个共同点:它只是少数清醒的人从上而下却脱离基层老百姓的变革，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莫不如此。改革如果不能普惠民众，得不到人民群众的真心支持和拥护，所谓的改革成果也只会是一堆泡沫，最终飘散在历史长河中。

2. 王安石进行的变法，对北宋造成了什么影响？

类似于清朝亡于洋务运动、君主立宪的观点，可以满足遗老遗少的梦想，顺带影响到对政治情况缺乏了解的普通人。
当时需要改革，所以有改革派和保守派。
保守派的问题在于，他们原来的办法只能维持局面，不能解决问题。

改革派的问题在于，他们的办法要破坏局面，但是未必能够解决问题。
保守派是苟起来，直到苟死。保守派的精髓有两点，一是只要这一代人活着，不管后人如何去死。二是只要同伙们能活着，不管其他人如何去死。但是他们跟别人说的时候不这样说，他们说的是只有这样才能活。当然别人就不客气了，会说他们这样必死。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一点。
改革派是探路，也许会死，也许会活。改革派不是要去自杀，所以改革的方向肯定是图存，也就是活的几率要更大。改革派的精髓是求活。但是他们面临的指责正好相反，指责一般都说他们是在找死。他们也知道这一点，而且他们的回应往往是“总会有风险的”，于是掉进了别人的坑。
之前也有“著名大企业”“家”谈过类似的观点，说“守成是等死，创新是找死”，然后很焦虑，不知道该怎么办。
有人曾经说，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也有人说，风过后摔死的都是猪。前者所说，超越了“成王”，后者所说，不出于“败寇”。
孰是孰非，其实不重要。
重要的是，在旧局面已经不适应时代要求的时候，那么革新就是必然选择。在革新成为必然选择的情况下，革新派当政就是必然现象。
在革新派当政以后，革新派也有政治斗争。
在革新派政治斗争中，也同样会出现局面不稳定。
在中原王朝模式下，政治斗争最大的不稳定，就是皇位交替。北宋灭亡时出现的最大问题，恰恰是皇位交替。

一般认为的家天下，就是皇帝皇后皇子这个小家庭做君主、统治全国和整个王朝的天下。其实这个看法是错误的。家天下有两个阶段。西周以前主要是家族天下，甚至部族天下。君主从家族、乃至部族范围内选择。商代经过激烈斗争，拼命探索家庭天下的制度，君主从家庭和大家族的范围内选择。周朝的资料相对较多，我们知道有“王室”、“公室”之类的概念，有“王族”、“公族”拱卫在君主周围，并且有“卿家”、“卿族”作为支撑势力，协助君主平衡内外。
经过春秋战国时代激烈的社会改革，最后形成的模式，是以皇帝小家庭为选材范围的家庭天下。君主的来源，大部分时候就仅限于皇帝皇后两口子生的几个儿子。考虑到年龄因素，合适的人选可能就那么一两个。结果就是经常爆发后宫斗争，妃子干掉皇后的事情频繁发生。一些皇帝为了政权交接稳定，会提前培养后族，为太子加强母族、准备拥立力量。这就凸显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小家庭式的君主选材结构，导致政权移交过程缺乏保障力量。
战国时代，赵武灵王试图通过提前传位的方式解决内部纷争、推行政治军事改革。最后死得很惨。本来赵武灵王的办法可以很好地解决政权移交缺乏保障力量的问题。但是他的尝试结果，却让更多的皇帝产生恐惧。他们为了避免过早交接、避免赵武灵王的下场，转而打击后族、削弱太子，最终皇帝与太子的关系变得非常微妙。
这样搞到最后，政权移交时压根就没有保障力量。汉初的时候，皇子之间比较实力，还会比较母族的力量。到了后来，汉武帝和太子打了一仗，只能去压制后宫力量。其结果就是汉武帝以后的汉朝帝位交接环节变得非常脆弱，大臣们简直就是想立谁就立谁。
西汉的灭亡与宫廷内部结构存在问题也有直接关系。汉宣帝所信任的皇后被杀，别人给的皇后被废，等于说后宫完全崩了。最后汉宣帝立了汉元帝为太子，给他找了个养母封为皇后。这样一来，汉元帝继位时等于就是个孤儿。结局也很简单，汉元帝的皇后王政君成为宫廷真正的主人，后来甚至发动政变杀了成帝后、哀帝后两代皇后及相关外戚，最后将政权移交给了外戚王莽。这一下更没救了，后宫干政成了禁忌。北魏甚至形成了立子杀母的传统。后来北魏末年就开始不把这当回事了，结果先是出了个杨坚，后是出了个武则天。接着的经典故事就是唐玄宗和太子们之间的相爱相杀。到了宋代，甚至搞出了连太子都定不准的情况。

北宋灭亡时的情况更加复杂。
北宋灭亡时，问题不在于革新派还是守旧派，而在于皇帝与太子。
宋神宗宋哲宗宋徽宗父子都用新党。中间太后用旧党。守旧派看出自己不合时宜，于是转而投机太子，走当年拥护汉元帝的路线。这样宋徽宗和宋钦宗之间就成了不同政治路线的对立。
然后宋朝遭到金军攻击的时候，暴露出来的问题其实是两个，一个是改革不彻底，特别是在地域上过分偏重于西北而忽略了河北。一个是执政能力太差，在金军南下的关键时刻，宋朝内部的焦点其实是皇位争夺战上。
结果就是宋徽宗借鉴历史，参照宋真宗的考虑，以及南北朝的情况，直接跑去了江南。而且，似乎也是参照唐玄宗，干脆在跑之前把皇位给了宋钦宗。
等到形势一稳定，宋徽宗开始作威作福，宋钦宗就像唐肃宗一样，把老爷子先弄回来。然后开始打击宋徽宗党羽。
这样新党必然要比作为反面材料挂起来。
但是，改革派能够解决问题，保守派不能解决问题。金军抓住机会继续南下，宋钦宗的应对，是将皇族打包一起送给金人。这样宋徽宗跑都不让跑，只能一起送。唯一一个赵构，完全是被地方官宗泽强行扣住才没有被送掉。
这就是旧党的执政能力，同时也是宋朝大部分时段的执政能力：


解决不了敌人还解决不了你？
北宋灭亡之后，说起历史，自然就是长期执政的新党改革亡国了，旧党执政那么久都没有亡国。
最终归根溯源，就只能是王安石。
这就和清朝遗老们的情况差不多。清朝到底是亡于什么，我们都知道，是亡于愚民政策、封建守旧，典型表现是科举只考四书五经、连答案都只能是四书五经的内容，导致全国精英绝大部分都没有能力。但是遗老遗少们的意见是什么呢？是废除科举导致社会统治阶级不支持清政府。
北宋归罪于王安石，清朝归罪于改革，这种观点就好像“癌症病人死于吃药”一样，分不清先后顺序与因果关系之间的区别。

3. 王安石的变法是否真的导致了北宋的灭亡？

　　不是。

　　王安石变法，之所以受到史书的全盘否定，是因为王安石出动了大地主阶级和官僚的利益。王安石变法，主要目的是富国强兵，摆脱北宋积贫积弱，冗官冗兵冗费的现状。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内容是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保甲法、募役法、保马法，其中很多都是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扶植农业、工商业的发展，以利为主要目的。另外，王安石，实行了大量的军队改革，大大提高了北宋军队的战斗力。
　　王安石主政期间，兴修水利，数百年后，百姓仍被其泽。王安石实施的募役法效果最为显著，过去农民既要承担赋税，又要在农闲时节承担徭役，负担即重。王安石改变了这种做法，农民可以免去徭役，缴纳少量的助役钱，由国家雇佣专门人员从事徭役，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也提高了工作质量。保甲法实质上是藏兵于民、全民皆兵的政策。总之，王安石的变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极大地提升了北宋的综合国力，这都是连宋史这样扭曲事实、记在大量虚假信息的龌龊史书都不得不承认的。
　　王安石主政期间，北宋对吐蕃、对越南、对少数民族的反叛势力都取得了辉煌的战果，这都是北宋前所未有的功绩。即便王安石之后，北宋已然保持了强大的军力，对西夏的作战取得一系列重大战果，若北宋不亡，灭夏指日可待。对北宋灭亡负责的应当是保守派的司马光，司马光一上台，无论好坏废弃了王安石的所有新法，甚至差一点放弃王安石收复的失地。由于司马光的保守和腐朽的路线，北宋势力有所削弱。
　　蔡京等人上台后又清洗了保守派的官员，重新启用变法派，但此时的变法已成为蔡京等人谋求私利的工具，丧失了王安石时期的性质。因而，有人借此诬陷是王安石的新法致使北宋灭亡。其实，尽管蔡京是变法派，还是王安石的亲戚，但王安石生前并未重用蔡京，而真正重用蔡京的是司马光。司马光主政后，要求尽废新法。导致天下混乱不堪，但蔡京的地盘上却在三天之内彻底废弃新法，迅速倒向司马光，深受司马光赏识，从此平步青云。最终导致了北宋的灭亡。因此，北宋灭亡的直接罪魁祸首是蔡京等人，幕后黑手则是废弃新法而又重用蔡京的司马光。
　　王安石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尽管在变法过程中存在失误，也有些新法受到地方官的阻挠或曲解以谋私利，但是王安石的变法确实大大改善了北宋的各方面。亡北宋的不是王安石变法，而是王安石的新法没有得到坚持。

4. 王安石变法对于宋朝到底有多大的影响？

王安石变法有利也有弊，王安石变法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机为目的，王安石变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增加了政府财政，提高了国防力量，对封建地主阶级和大商人非法渔利也进行了一定的打击和限制。但是，变法也造成了百姓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

在南宋以后，王安石变法总体上是被否定的，但对王安石的部分新法措施则有不同程度的肯定看法。在诸新法措施中，尤以科举改革、免役法、保甲法、保马法得到较多的肯定。王安石变法的根本目的，是要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增强对外防御，北宋一直以来重文轻武的现象就比较严重，以至于国防力量比较的弱，王安石变法后，虽然在其他方面有大大小小的弊端，但是"富国强兵"的效果是十分显著的。

另外通过一系列的财政措施，也使得财政收入有了明显的增加，国库充裕，宋神宗年间国库积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财政支出， 彻底改变了北宋"积贫"的局面。但是王安石变法导致的新旧党之争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北宋的灭亡。

5. 关于北宋王安石变法

这个假设首先就不可能。
河北大地主集团与曹太后等人密切合作，坚决反对，这就注定不可能成功。
其次，王安石这人。。。
怎么说呢。
撇开正史的评论，这个人是个复杂集合体。
也许有改革的愿望，但手法不当，树敌过多，这在后世是遭到批评最多的地方。
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在那个时期完全是个虚假命题。
北宋三大弊政--冗官、冗兵，冗费。官员叠床架屋，甚至可以给亲属子女带来十多个”荫封“，国家财政紧张，巨额军费，官费拖累经济，在仁宗朝时已呈不得不变的境地。神宗初登大位，急于扭转这个局面，也就启用了”负国家三十年盛名“的王安石。
因此，均输法、市易法和免行法，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和农田水利法。 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这些新法迅速出台。
然而，除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王韶率军进攻吐蕃，收复河岷五州外，无论内政、军事，经济，财政等诸多方面，王安石变法无一成果。
相反，变法的危害是巨大的，以最有意义的青苗法为例--也没有实际效果。
《青苗法〉规定，以各路常平、广惠仓所积存钱谷为本，存粮遇粮价贵即较市价降低出售，遇价贱即较市价增贵收购。其所积现钱，每年分两期，即在需播种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愿原则由农民向政府借贷钱物。收成后随夏、秋两税加息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归还谷物或现钱。青苗法使农民在新陈不接之际，不至受“兼并之家”高利贷的盘剥，使农民能够“赴时趋事”
听起来很不错，与现代的”农业小额贷款“相似。
事实上呢？
全国差异很大。
江南、成都平原地区本身就比较富裕，农民不需要这些小钱，不愿意贷。而山陕山东等丘陵山区的农民则愿意贷款，却得不到这些钱。
地方官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利润指标，或者强制不需要的农民贷款，或者把这些钱交给地主放贷，需要贷款的反而拿不到手。
老百姓能满意吗？
这是王安石所处环境和学识中无法解决的问题，只能简单地归咎于反对派的阻力。
另外一个问题是，王安石对政见不同者采取了异常激烈的手段，常以辞职要挟皇帝处分反对派大臣，征诛是也。
人所共知的文化领袖苏东坡本是支持王安石的，只是在守制时见到农民被变法所累--似乎现在还有一些地方称猪为--安石，也见农民的怨恨之情了。所以苏东坡提出《寒暑论》意在折衷，区别对待实际情况进行改革，这就立即遭到了王安石的无情打击，不同意变法就是我的敌人。
事实上，北宋后期党争由此发端。
既然王安石破坏了政治和谐与“君子政治”的传统，那末，报复也就难免。
神宗死后，掌握政权的高太皇太后与旧党立即废除新法，并将新法干将驱逐。哲宗上台后再启用章淳等，将旧党成员报复驱逐。哲宗一死，向太后再出手将章淳驱逐，结果没几天，书画皇帝又开始起用蔡京等新党，一用就是二十年，然后又是一轮的报复。
北宋，世界历史上文化，科技，经济，制度最辉煌的一个朝代就这样在报复与反报复中来回，一干就是70年，直到统治阶级精英尽丧，最后留下来的都是一群只知道吹捧上级的人，普通官员和老百姓们就麻木地看着国家被女直人灭亡。
究其根源，王安石变法起到了一个极端恶劣的破坏作用和引导作用。
因此，谈论王安石变法成功能否改变北宋最终灭亡是没有意义的。
首先，变法不可能成功。
其次，变法即便能够在全国获得不遗余力的全面推行也不能改变制度上的弊端。
再次，北宋的灭亡不是因为变法，而是因为变法破坏了君子政治体系，最终消灭了大多数政治精英造成的。
最后，宋哲宗、宋徽宗的骄奢淫逸，对蔡京等新党的无限制信任给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等各层面都造成了全面破坏。一个蹒跚多年的破船，不沉绝对是个梦想。

6. 王安石的变法若获得了成功，北宋将会变成怎样?

宋朝当时官僚机构比较臃肿，军队开支庞大，所以宋神宗才会选择让王安石变法，给宋朝找一条出路，他的出发点是好的。王安石也在积极的变法，期望能够改变宋朝的现状，为宋神宗解决问题，没有想到变法触及到了一些人的利益，从而导致变法失败了。而且后来发生了靖康之耻，人们还会认为王安石的变法是导致靖康之耻发生的根本原因，那么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假如王安石变法成功了，宋朝又会是什么样子。

一、宋朝可能会变得国富兵强，兵精将强。王安石变法有针对军队的改革，那么假如王安石变法成功了，军队肯定是另外一番景象，国富兵强，军队很有力。那么在此后的战争中，宋朝必定和辽、西夏的战争都能占领绝对的军事优势。战争的结果，肯定是这些小国家来给北宋称臣纳贡，北宋会有强大的军事实力。

二、王安石变法成功，宋朝可能会重现汉唐的辉煌。汉唐时期，打败了厉害的北方少数民族突厥和匈奴，所以让他们四方来朝贡，最终实现了汉唐盛世。而当时的北宋，面临的最大敌人是北方契丹族的辽国。后来的靖康之耻也是被辽国俘虏。假如宋朝强大了，那么肯定会夺回幽云十六州，灭了辽国。然后再去收拾周围的小国家，那么宋朝的综合实力，肯定也是不可小觑的。

三、假如王安石变法成功，北宋有可能会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国家。北宋如果真的能强大起来，那么灭了辽之后，就可以灭了西夏，然后从西夏往西进入西域地区，重新进入中亚地区。但是，所有的这些，都是假设，王安石变法毕竟失败了，历史是不会改写的。

7. 如何评价北宋王安石变法呢？

针对生产落后、国库空虚、军备孱弱等问题，王安石先后有针对性地提出和推行了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市易法、均输法、保甲法、裁兵法等一系列变法措施，取得了巨大的成效：
1、农田水利法的推行，改良了全国的水利设施，提高了灌溉能力，提高了生产能力，单开封府每年就增产谷物数百万石；《宋史·食货志》载，自熙宁二年至九年，通过变法在全国发展生产而修建成的水田、民田、官田合计36万多顷。

2、青苗法的推行，减少了高利贷对农民的剥削；募役法增加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这些改革发展了生产，一定程度上扭转了积贫局面。
3、青苗法、募易法、市易法都是新的财政收入项目，国家通过这些变法，使国库收入迅速增加，国库积蓄后来甚至达到可供朝廷内外20年用度的巨额。而且，这里不单单是钱，钱币之外，还有大量的谷物。《宋史》载：“熙宁、元丰之间，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所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宋朝到神宗手里，才真正扭转了积贫的局面。

4、在军事方面，保甲法维护了农村治安，建立军事储备。保马法、军器监法增强了军备。裁兵法提高了士兵素质。将兵法增强了军队战斗力。
可以说，王安石变法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局面，带来了生产的发展，充实了府库，提升了国防力量，对神宗朝所面临了诸多弊病，无疑是一剂良药，且取得了实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王安石变法，赵宋皇权才得以延续、延长。列宁称“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最伟大的改革家”，不是没有道理的。

那么，有如此好效果的变法，当时怎么引起了那么多人的反对之声，并带来历代那么多的争议呢？我之所以要把司马光和苏轼单独拿出来作为王安石变法的“参照系”来写，是因为对于王安石变法来说，司马光和苏轼二人，一个决定了变法在官方（历史）的评价，一个决定了变法在民间（文人）的评价，这两个人，既有生前给变法设置最大阻力的司马光，也有在死后以其一生贬谪经历而为变法树立生动反面实例的苏轼，对于变法的经过和评价，这两个人太重要了。 

8. 如何评价北宋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在中国传统的史学评论中是被基本否定的。按照传统的评价，王安石变法之“急政”或“苛政”本身有问题，引起激烈的“党争”所以导致北宋的灭亡。对王安石变法评价的转机出现在近代，当时国人面对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急欲变法而“富国强兵”，遂使商鞅、王安石等都得到肯定的评价。

北宋时期
北宋时期，其反对派就以修史的方法进行批评。到了南宋，再次通过修史的方法对其改革进行定性，指出王安石变法使得北宋王朝遭到灭亡（有说法指出是南宋朝廷为了推卸皇室的责任）。[40]  （以后历朝历代均以此作为依据，对其变法做出这样的判断，以至于在宋元话本里有文章专门讽刺。但是王安石的家乡的一些文人出于同乡的原因进行了一些争辩，例如南宋时期的陆九渊等。）

南宋至晚清时期
南宋以后，王安石变法总体上是被否定的，但对王安石的部分新法措施则有不同程度的肯定看法。在诸新法措施中，尤以科举改革、免役法、保甲法、保马法得到较多的肯定。